俞敏洪：成功都是熬出来的！ 不放弃，是我唯一的出路

成功路上从来没有轻松二字。

有人说，俞敏洪就像一本历经风霜的手抄本。没有钱，没有势，没有显赫的背景，更没有出众的仪表，都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拼搏。

一个曾经的留级生，却让无数学子的人生升级；他从未留过洋，却组建了一支跨国的船队，用26个字母拉近了此岸和彼岸的距离。只是，在通向成功的这条路上，俞敏洪走得并不轻松。

01 考学：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山村。

虽然我的家庭很普通，但是从父亲那里，我学到了宽厚，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态度。

我的父亲活得很潇洒，他友善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。因为不计较，所以不悲伤；因为不在意，所以不落寞。

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，让我懂得要真诚、宽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。

生活，正是在这种坦然、与世无争的态度中，变得更加美好。

在那个年代，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。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经历了三次高考。

第一次高考，我的目标并不高，只是想考上江苏省的师范专科学校。

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通过。师专的英语录取分数是38分，我只考了33分。所以我只能回农村当农民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边干农活一边努力学习，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书。然而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似乎指的不是我。

第二次高考，英语成绩从33分涨到55分，但是和我想读的大专学校还是有5分之差。

我当时这样分析了自己的现实状况：倘若再努力奋斗一年，一定可以过线。

就这样，我第三次参加高考，居然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，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正在地里种菜。

我想，有时候，在痛苦和失败中间，在持续不断的努力当中，才能取得成功。

人一辈子的努力，就是不断制定目标；也许目标失败，那就再重新出发努力。

人生，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！

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我就是这样，虽然进了北大，但是和周围同学相比，差距却格外大。

因为来自农村，我的英文夹杂着浓厚的家乡口音，听力更是不行。老师说我，“除了‘俞敏洪’三个字能听懂外，其余的都听不懂！”

所以，我决心改变现状，我戴着耳机，在北大语音实验室里废寝忘食地练习英文听力、钻到北大的小树林里，开始疯狂的英语之旅。

就这样，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狂听狂背，眼睛都听绿了，我终于成了会听英文、会说英文的人！

但遗憾的是，读到大三，我又生病了，因为肺结核，休学一年。

这也就意味我“留级”了，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又差了一大截。这个打击在当时看来就是毁灭性的。

概括上大学三件事：知识、友谊、爱情。可是，伴随我的永远是绝望。学识不如人，聪慧不如人，身体不如人……

毕业那年，我留了校。只是当时的留校任教远没有现在这般风光，那时候出国才是成功的标志。

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，徐小平、刘江、包凡一……陆陆续续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。

总结我大学的这段经历，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，我是个Loser（失败者）；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，我还是个Loser；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、没加入过任何团体，我是个Loser⋯⋯

当然，我也承认北大对我的熏陶：没有北大，就没有新东方。

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，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，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。 

02 辞职：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经历

中国那时候出现了留学热潮，让我也萌生了出国的想法。

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，但就在我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，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。

以后的两年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，再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，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，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。

为了谋生，我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，后来又约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，为再次准备出国留学积攒学费。

但1990年秋天，我的如意算盘被打碎了：

因为打着学校的名头私自办学，北京大学在校园广播、有线电视和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。对此，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

上课时，学生对我异样的目光让我真切的感觉到，这里我已经呆不下去了。

1991年，为了挽救颜面不得不离开北大，我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，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。

离开北大后，我开始在一个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办培训班，学校出牌子，我上交15%的管理费。

这一年我29岁，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挣一笔学费，摆脱生活的窘境，然后像我的其他同学和朋友一样到美国留学。

我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，外面支一个桌子，放一把椅子，“东方大学英语培训班”就正式成立了，但教职人员其实就我和妻子两个人。

第一天，来了两个学生，看“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”那么大的牌子，只有我们夫妻俩，破桌子，破椅子，破平房，登记册干干净净，人影都没有，学生满脸狐疑。

我见状就赶紧推销自己，像是江湖术士，活说死说，让两个学生留下钱。

可还没等我们从高兴中回过神来，两个学生又回来了。他们心里不踏实，把钱又要回去了…

后来，我心生一计：现在学生少，赚不到钱，干脆办免费讲座。我写了广告，定了中关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。

结果大出所料，晚上来了二三百人，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教室外还有200多人，把四个窗口堵得严严实实。

场面特别宏大，我精神倍增，侃侃而谈，超水平发挥，两个小时下来，效果特别好。

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全场没有一个先行离开。这是我在北大都从未有过的经历。

我在学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种激情、一种渴望，给我以震撼和希望。

没过多久，我租了间图书馆，虽然场地大了许多，但还是有好几百人进不来，我干脆到户外去讲。

凛冽的寒风中，我站在一个大汽油桶上，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，讲得我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……

“免费讲座”开创了北京民办教育的新形式，为我的出国考试培训打开了局面。

1993年11月16日，这一天我记忆犹新。因为“新东方”在北京西北角的西三旗一间平房里诞生了。

其实这时候，我已经挣够了学费，可以追随我的大学同学们出国留学了。

可是停下来往回一看。我才发现，新东方这驾马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，学生数在几年间已经增加了好几百倍，并且涨势迅猛，这时，摆在我面前两个选择：出国还是继续新东方。 

03 创业：找到了终身事业

在我决定留下来的同时，我就意识到新东方将是我的终身事业，我想到了国外的老朋友们，我需要这些人与我一起干。

我要把新东方做大做强！

因为我在同学眼里是最没出息的人，我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信心，结果他们就回来了。

1995年底，我飞到北美，这里曾是我心牵梦绕的地方，当年就是为了凑留学的费用，我丢掉了在北大的教师职位。

在加拿大，徐小平听了我的创业经历怦然心动，毅然决定回国和我一起创业。

在美国，看到那么多中国留学生碰到我都会叫一声“俞老师”，已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同学王强也深受震动。